薛洪言：促消费仍需多方发力

2026-11-12 · 股票配资网站导航

国家统计局10月发布的三季报里，两组数字的落差值得玩味。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.6%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.3%，出口在前10个月保持17.6%的高增长；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1.1%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3.6%，明显低于5.3%的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。生产与出口都在高位运行，消费仍是明显的短板。 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更值得留意。居民收

国家统计局10月发布的三季报里，两组数字的落差值得玩味。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.6%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.3%，出口在前10个月保持17.6%的高增长；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1.1%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3.6%，明显低于5.3%的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。生产与出口都在高位运行，消费仍是明显的短板。

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更值得留意。居民收入并未停滞，实际增速4.4%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不算低，但居民把新增收入中更大的比例留作了储蓄。消费能力的走弱与消费意愿的走弱是两回事，当前的读数更接近后者。 促消费的难点，不在居民有没有钱，而在居民为什么不愿把钱花出去 。

促消费需要多方发力，不是因为单项政策的力度不够，而是因为消费低迷的成因分布在多个环节，任何单一工具都只能覆盖其中一环。

当前经济运行呈现供强需弱的结构特征。生产端，前三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.3%，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4.3%，产出与出口都处在高增长轨道；需求端，社零仅增长1.1%，固定资产投资下降7.2%，内需两条主线同时偏弱。供给扩张与需求承接之间的落差，最直观地体现在消费一端。

价格与景气数据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。前三季度CPI仅上涨0.9%，仍处低位；PPI上涨2.3%，回升主要由国际原油与上游原材料涨价驱动，属输入型因素，终端需求并未同步走强。10月制造业PMI回落至49.3%，跌破荣枯线，供需两端同步放缓，需求偏弱的格局仍在延续。

外需的高增长则在一段时期内掩盖了内需的疲弱。前10个月货物进出口总值44.81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0%；但同期制造业投资下降2.1%，订单高增而产能不扩，企业更倾向于提高利用率消化订单。这一组合说明，出口的强势难以长期替代内需，稳增长最终仍需倚重消费与投资的补位。

对消费偏弱的诊断，还需区分短期流量与长期水平两个层次。 当前的消费偏弱，主导形态是增速偏低与预期转弱，并非消费率的一次性坍塌 —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居民消费率为40.0%，较2020年已有回升。两个层次混为一谈，政策着力点就会错配。

消费低迷并非单一原因的结果。从居民端的行为往回追溯，制约消费的约束分布在三个环节：当期的收入流量、沉淀的资产存量，以及面向未来的保障预期。三个环节的成因各不相同，对应的政策着力点也不同，需要逐一拆开来看。

第一重约束落在收入与就业的流量上。 PPI与CPI的落差意味着上游成本上升而终端提价困难，中下游利润被两头挤压，企业往往先压缩用工与薪酬增量，而不是直接裁员，工资增速与招聘质量随之下滑。同时，新增就业更多集中于装备制造、高技术制造等资本技术密集部门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.3%，就业弹性却明显低于早期的房地产链与出口加工业。产出增长与就业收入增长之间出现缺口，传导到家庭端就是收入预期下修与预防性储蓄上升。

居民收入中位数增速4.6%低于均值5.3%，进一步印证分化：多数家庭的感受弱于平均数。价格结构挤压中下游利润，先传导为薪酬与招聘的收缩，再传导为收入预期的下修，消费只是这条链的末端读数。

第二重约束落在房地产与资产负债表的存量上。 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20.6%，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下降13.9%。居民财富高度集中于房产，央行2019年开展的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显示，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达59.1%，房贷则占家庭总负债的75.9%。房价下行直接压低家庭净财富预期，而按揭负担不变，家庭便倾向于主动修复资产负债表，推迟耐用品与可选消费。财富预期的收缩让家庭把改善生活的支出，换成了修复自身报表的储蓄。

第三重约束落在社会保障与服务供给的预期上。 养老金替代率的下行预期、教育医疗托育供给的不足，使家庭不得不为生命周期中的大额支出预留储蓄，这部分储蓄不是消费意愿的缺失，而是家庭应对不确定性的缓冲。同时，服务消费的优质供给不足，居民有钱也难以买到合意的养老、托育与文化服务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达46.1%，较2020年提高3.5个百分点，需求升级确实在发生，但支出占比上升与优质供给不足可以并存。商品端的过剩与服务端的短缺并存，指向的是同一个供给结构问题。

三重约束相互叠加，决定了任何单一政策工具的效果上限。这正是促消费需要多方发力的根本原因。

政策端的应对已经在加码。2026年，中央财政安排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，截至7月底已下达1875亿元，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.32万亿元，惠及1.78亿人次；个人消费贷款、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两项贴息政策，上半年惠及居民消费约1.31万亿元，约9900万人次享受到贴息红利；全国财政安排约1000亿元用于发放育儿补贴，并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；截至7月底，50个城市的有奖发票试点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过3700亿元。

这些政策的边际效果是真实的，补贴直接降低了购置成本，把部分观望需求转化为当期购买。但补贴工具的属性同样清晰。 补贴能放大当期消费，却难以改变消费倾向 。以旧换新买来的是需求的一次性前置，把未来的购买搬到当下，政策退坡后销售仍会回到原有轨道。它解决的是“这一笔买不买”，解决不了“为什么不花钱”。

补贴的局限还可以从日本的经历中得到印证。日本企业在2000年前后基本完成资产负债表修复，此后居民收入增长乏力，新的消费品类也迟迟没有出现，内需长期不振。偿债压力减轻之后，家庭与企业腾出来的资金没有转化为新的工资与新的消费对象，而是沉淀为账上的存款——只修复存量、不改善流量与载体，资产负债表修好之后，需求仍然起不来。中国当前的居民端修复同样呈现“只减息、未减本”的特征，2023年与2024年两次存量房贷利率下调释放了月供现金流，但债务本金未曾减记，资产负债表修复仍在进行之中。

政策部门难以直接决定居民消费，能够直接动用的工具主要是补贴与转移支付，成本高、一次性，且难以持续加码。要让消费成为持续的内需动能，着力点需要从购买需求转向培育需求。

机制的补位，对应的是三重约束依次松开的过程。

第一是稳住居民资产负债表，对准存量约束。 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是前提，房价与收入预期稳定下来，家庭被动储蓄的上升势头才可能放缓；在此基础上，存量房贷等债务负担若能进一步缓解，居民现金流从月供中释放出来，转化为消费的空间才会打开。

第二是改善收入与保障，对准流量约束与保障预期。 稳就业居首位，尤其是扩大高就业弹性部门的空间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，让产出增长更充分地转化为家庭收入。保障端的方向已经明确，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，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托育的投入改善的不只是当期福利，更是家庭的终身收入预期，从而系统性压低预防性储蓄。养老金全国统筹等存量调整已在推进，节奏虽慢，方向明确，触及的正是第三重约束的根源。

第三是打开服务消费的载体，补上消费对象这一环。 住房、汽车、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渐趋饱和，下一个能同时吸纳产能与就业的消费类别，大概率在服务领域——文旅、赛事、康养、托育。近年新能源车的经验表明，足够大的新消费品类可以由政策与制度共同创造；服务消费的潜力同样取决于准入与供给约束的松绑。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、扩大优质服务供给，是把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支出的关键。

第四是调整激励机制，改变促消费在执行链条上的弱势。 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，已列入财税改革议程，方向是让地方财政收入与本地消费更直接挂钩，扭转资源长期向生产端倾斜的惯性；在考核与政绩观层面，引导地方把居民收入与消费环境纳入施政目标，促消费才能拥有与促投资同等分量的执行链条。 促消费的可持续路径，是把政策的着力点从购买需求转向培育需求 。

消费与投资相比是慢变量，消费率的改善以年为单位，考验的是政策耐力与部门协同。往后看，需重点跟踪三个指标：劳动报酬份额能否稳步回升，服务消费增速能否持续快于商品消费，居民消费率能否延续上行。三条同时改善，促消费才算真正落地；任何一条单独改善，都只是多端发力中的一个环节开始起效。

消费的修复不靠呼吁，靠收入、保障与供给的持续改善。补贴负责托住当期，机制负责打开长期，多方发力缺一不可。

(本文作者介绍：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，硕士生导师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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